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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模式
高儲蓄率為中國經濟30年來高增長提供了強力保障，然而，中國的高儲蓄率為生產能力的快速擴張提供了資金，卻沒能為這種快速擴張創造需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重積累輕消費的經濟發展思路，歷來具有壓低消費，進行強制國民儲蓄來實現實物資產積累的傾向。工業化的發展方向主要是基礎工業、重工業和建筑業等資本密集型產業。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成為支撐儲蓄率不斷上升以及儲蓄結構失衡的自加強機制。正如有的專家指出的，與其說是高儲蓄催生了高投資和高增長，不如說高投資增長模式需要高儲蓄來維持。這就是說，儲蓄率逐步提升，是經濟增長模式裹挾下的被動選擇。因此，要想改變這種模式，從根本上講，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勢在必行。
2、完善社會保障、加大公共性財政支出
在當前階段，由于文化和習慣因素所導致的高儲蓄率并不是政策關注的重點，改革國內的體制才是降低儲蓄率的根本出路。如果要降低儲蓄率，就必須要完善社會保障體制，降低居民所面臨的各類收入風險。社會保障的完善和政府在教育、醫療、保障性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加相當于用政府的消費替代了家庭儲蓄的功能，可以有效地降低居民的儲蓄，擴大居民消費。
以完善社會保障與促進農村消費為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完善對刺激消費潛力巨大。根據《數字商業時代》、《中國經營報》和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共同發起的調查結果,如果政府為農民建立了完善的醫療與養老保險，人們沒有了治病與養老的后顧之憂，36%的農民愿意增加5000元以內的消費支出，54%的農民愿意增加2000元以內的消費支出。而國家統計局曾進行過測算：農村人口每增長1元消費支出，將對整個國民經濟帶來2元的消費需求。以調查結果為基礎，以每戶家庭四口人計算，假設平均每戶家庭愿意增加3000元的消費支出，則每個人增長750元消費支出，全國7.2億農村人口將增加5400億消費支出，對整個國民經濟將帶來1萬億元以上的消費需求。可見，農村人口消費潛力十分引人注目，這個潛力的釋放，將對我國新階段擴大內需戰略產生決定性影響。
3、改變發展理念，真正回歸“民本經濟”
8月25日，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報告中表示，中國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8月22日，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指出，在目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3000美元后，我國的福利政策的補課任務非常重，未來3年將是我國福利制度的突變期，要建立起與中等發展水平較為適應的福利體系建設，加總起來大體上應該新增1萬億元。兩則新聞中對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領域改革的強調，顯示出了政府在財富分配改革上的強烈動向。從根本上說，無論是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還是彌補民生欠賬，加快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福利體系問題，其實都源自一個出發點，那就是保障和增進人民的幸福。這不僅是一個財富分配問題，更事關一個國家發展的價值指向和根本目標問題。這樣，就需要在觀念以及政策上做出調整，淡化GDP增速及相關指標（如工業生產、當地經濟實物方面的變化等）在考核地方官員的重要性，將就業和環保作為比GDP和財政收入更重要的衡量標準。通過提高資源和環境保護費用來調整要素的相對價格，減少對工業企業的能源價格補貼。擴大并提高國有企業分紅的范圍和比例，增加對居民部門的再分配等等。
4、正確處理住房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1998年作為一個時點，前后商品房的銷售額占整個社會消費總額的比重，由以前的5%、6%左右，迅速上升到15%以上。在這個變化過程中，最大的變化是土地的價格。在1998年房改之前，土地作為生產要素基本上沒有價格，土地不參與社會的再分配。但1998年之后地價不斷上漲，土地作為生產要素開始參與社會再分配。這樣一個過程的結果是企業與政府受益，企業儲蓄與政府儲蓄在總儲蓄中的比例上升，而居民占社會總儲蓄的比例下降。因此，我國住房制度改革帶給我們的最重要經驗和教訓是：住房市場化的道路和方向是正確的，但過度的住房市場化會帶來一系列問題，不僅會導致低收入群體買不起住房，還導致了經濟結構的失衡，扭曲了經濟結構。由于居民在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加過快，使其他消費受到嚴重的擠壓，結果是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份額不斷下降。為此，要想真正促進消費的增長，需要在住房政策方面做出必要的調整，正確處理住房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5、提高勞動力素質，提升勞動者談判地位
嚴格來說,工人的工資是勞資雙方談判的結果，決定談判結果的是勞動者的相對稀缺程度和談判地位。從絕對數量上來說，目前我國勞動力相對過剩的局面并沒有完全改變，那么只能是從“質”上入手、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增強他們的勞動能力。幫助勞動者提高勞動技能，是政府大有可為的領域。一方面需要加大勞動技能培訓的投入，短期內可以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更重要的是提高基礎教育的水平，從源頭開始提升我國勞動者的基本素質。提高勞動者談判地位的途徑，是完善集體談判制度，在勞動力過剩時單個勞動者當然是沒有談判地位的，但要是勞動者能夠團結起來和資方進行集體談判，就有利于形成相對均衡的談判力量。
6、縮小收入差距特別是非正常差距
世界銀行有關報告指出，世界上多數國家城鄉收入之比為1.5，超過2的比率極為罕見，但我國卻超過3。導致收入差距過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暴富群體的出現。暴富群體擠占了國民生產總值中普通城鄉居民應占的份額，直接導致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擴大，進而使得勞動群眾即普通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增長緩慢，收入水平持續偏低。普通城鄉居民是邊際消費傾向最高的群體，有很強的消費意愿，但由于收入增長緩慢卻沒有條件消費，從而極大地抑制了消費需求的擴大，導致消費需求不足。
因此要擴大消費需求，首先要調節壟斷行業的過高收入。不是說，壟斷企業就不能有高收入，而是收入一定要與貢獻掛鉤。其次，貫徹公共財政的原則，財政不僅要惠及城市，而且要覆蓋農村；不僅要支持東部，而且要照顧西部。第三，取締非法收入。對制假販假、偷稅漏稅等不法行為，政府應嚴加監管，重拳打擊。對官員以權謀私的行為，要嚴肅查處。另外，要實現勞動力市場的公平競爭，特別是要減少社會關系、政治權力和家庭背景這些非市場因素在勞動力市場上阻礙競爭的作用，特別是要打破城鄉間和不同行業間的勞動力市場進入壁壘。
7、積極發展消費信貸
發展消費信貸，要立足于消費信貸的供求兩方面。一是要建立健全個人信用制度，提高整個社會信用，消除金融機構發放消費信貸的后顧之憂。個人信用制度是進行消費信貸的基礎，在西方發達國家，個人信用的有無和優劣是能否得到消費貸款和分期付款優惠的前提條件。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建立個人信用制度的環境已初步具備，如技術環境，我國目前已具備開發個人信用系統的科技能力，各種相應的硬件設備也容易配備，只是如何組織運作的問題。
各商業銀行應積極探索個人信用登記、評價系統的建立，降低消費信貸的風險，促進消費信貸供給的增加。二是減少不確定性預期，使消費者敢于接受消費信貸，解除后顧之憂，刺激消費信貸需求。此外，要建立健全消費信貸立法，盡快制定《消費信貸法》，對消費信貸的主體、對象、程序、方式等作出規定，并配套出臺實施細則，使消費信貸行為規范化。金融機構還要采取靈活多樣的方式，拓寬消費信貸空間，增加消費信貸品種，深入消費市場調研，加強營銷工作，真正為消費者提供全方位的優質金融服務，使更多的中低收入家庭能充分利用消費信貸方式，盡早實現消費結構升級，優化消費結構，進而形成新的消費熱點，促進經濟增長。
要激活消費、擴大內需，讓消費成為比投資更為重要的經濟增長引擎，應該針對消費現狀及背后蘊涵的結構特征，分短期和中長期制定針對性政策。鑒于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這可能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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