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經濟學家王小魯發布最新研究成果，警示中國貧富差距大到令人難以置信。2008年官方統計數據未能統計進去的居民收入大約相當于GDP的30%，將近三分之二的未申報收入進入了10%最富人群的腰包，國內“灰色收入”可能高達9.3萬億元人民幣(《北京晚報》8月11日)。
貧富差距表現在市場上，是投資者主導了房地產價格，奢侈品消費超前。相對于大眾汽車、百事可樂等平民品牌，中國消費分別占其銷售額的3%和5%，而對于歷峰集團與斯沃琪集團兩家奢侈品零售商而言，中國消費者分別為其銷售額貢獻了20%與28%。各地的奢侈品消費店十分紅火，高端消費與商業企業成為資本市場的寵兒。
我國最大的兩條創富渠道，一曰房地產，二曰證券市場。兩大被剝奪階層，一是農民，二是普通職工。
早期農民承擔了農用地與商用地之間的大部分折價，據估算在20萬億到30萬億之間。廣為流傳的1457宗閑置地名單，顯示某些房地產寄生蟲僅僅通過低價囤地就獲得了幾十倍的收益，成為億萬富翁。到目前為止，大多數地方政府并未對處理閑置地作出回應，各地的新城市建設運動如火如荼。
對普通職工的掠奪主要體現在證券化的過程中，上市前夕職工股被清退，而高管、權貴、創投堂而皇之享受高額的證券市場溢價。
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不完全統計目前A股市場上市公司中，發生職工股被清理的公司多達12家，涉及人員達2.3萬名。如果以這些公司上市首日的收盤價計算，意味著有313億元財富從職工手中流向了公司高管、創投等各類投資機構。
搞笑的是，清理職工股的理由恰恰是為了公平。2006年初新頒布的《證券法》和《公司法》的有關規定，即股份有限公司的發起人股東需少于200人，以防止PE腐敗。2000年中國證監會針對職工持股會持股問題出具“復函”，認為職工持股會不具備法人資格，不應成為上市公司股東；而工會成為股東和工會的宗旨相違背，因此停止審批職工持股會及工會作為發起人或股東的公司的發行申請。
在清理職工股行動中，許多莫名其妙的人進入擬上市公司，成為摘桃一族，包括余秋雨在內的人就是通過職工股清理行動獲得了股份。如果說當初清理職工股是因為相關部門考慮不周，那么在清理職工股過程中，出現明顯的掠財行為，PE式腐敗并沒有隨著職工股的退出而消失，反而在創業板推出過程中愈演愈烈，這本應成為反思清理行動的契機，但有關部門卻沉默了，似乎在暗示清理職工股的初衷十分復雜。
于是，我們看到少數人在規則的庇護下心安理得地獲得高額收益。當然，國企作為全民資產，增值溢價本應由全民分享，純粹由本公司職工分享并不公平，而監管層的做法是加劇不公平，讓高官與高管代表全體資產所有者獲得收益。
擬上市公司在200人以上就會誘發腐敗，200人以下就品行高潔，筆者愚鈍，怎么也想不通這種兜圈子邏輯。
貧富差距嚴重的社會亟需建立正確的激勵機制，鼓勵財富流到誠實創富者手中，流到實體經濟業者手中。但是我國的激勵措施剛好相反，對民營實體企業課以重稅，對資本利得卻遲遲建立不起有效的稅收體制，面對灰色收入一籌莫展。
前兩天在某電視節目的錄制現場見到王小魯先生，提及稅收該征的必須征，該減的必須減，對實體經濟必須以減稅為主，對資本利得以征稅為主。現實卻是逆激勵：從去年開始針對實體經濟的稅收風暴尚未過去，使轉型期的中國企業雪上加霜，對于灰色收入事實上的零稅收把個稅負擔盡歸于普通公務員、工薪階層。
與實體企業形成鮮明對比，獲得高額收益的房地產投資者不必為資本利得支付過多的費用，針對“小非”的資本利得較遲推出，而房地產資本利得稅被擁有數套房、標榜為民代言者斥為害民之舉。
貌似為民立言的偽民粹，危害了中國的實體企業、勞工階層與創新企業，依靠各種資源致富者多數把國籍轉到海外，在中國裸官或者裸商，過起了逍遙的“兩岸生涯”。而這種逆激勵，究竟是因為不明所以，還是因為自己從土地與證券市場獲得了最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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