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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近日媒體報道廣州最低工資擬調至1000元，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市總工會主席陳偉光回應說，860元在廣州“低得不能再低”，提高最低工資的時機已經成熟。(《信息時報》2009年11月29日)
工會是職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提出提高最低工資的建議再正常不過。但這樣的主張在企業方看來，是對自己利益的侵蝕，自然會受到他們的強烈排斥。早在今年年初的廣東省兩會上，廣東省人大代表盧光霖就表示：“現在政府扶持中小企業，所以最低工資標準就別再搞了，最低薪水應該由市場決定。”這樣的觀點代表了企業對最低工資的普遍觀點：取消還來不及遑論提高。
其實，雖然各國的立法幾乎都規定了最低工資標準，但這一制度在經濟學界卻存在巨大的爭議。反對推行最低工資標準的經濟學家，無一例外都認為最低工資標準除了涉嫌干涉自由市場外，更重要的是會反過來傷害到政策保護的職工群體，因為一旦強行規定甚至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會減少就業。贊成最低工資標準的經濟學家認為，推行最低工資標準體現了基本的經濟倫理，必須得到嚴格的執行。這樣的爭論隱含著一個邏輯前提：即確定或者提高最低標準是一種“零和游戲”：要么不規定最低工資標準從而保證就業人數不減少，要么規定甚至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導致就業人數減少。這樣一來，問題似乎變成了“保多數人的崗位”還是“保部分人的工資”。
這當然不是最低工資制度推行的初衷，那為什么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會成為“零和游戲”?這就涉及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問題。最低工資標準對于那些規模大、實力強的企業幾乎沒有影響，真正受最低工資標準影響的是那些中小企業。
一個理想的經濟圖景應該是：最低工資作為社會的兜底制度必須執行，而中小企業的生存并不會因為最低工資制度的存在或者提高而受到影響。眾所周知，就業是民生之本，就業同樣也是最低工資之本，畢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中小企業是我國吸納社會就業的主力軍，80%城鎮就業崗位都是由中小企業提供的，但當前我國中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受到很大的制度性限制或障礙，不少中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行業壟斷、準入門檻高、融資困難、缺乏政策扶持等權利匱乏問題，受經濟環境和制度環境所累的中小企業，會將自身的生存困難通過壓低工資轉嫁給普通職工。
從這個意義上看，脫離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來談是否應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因為最終無論提高與否，都是弱者和弱者在死掐，“零和游戲”只是改變了弱者之間的利益分配方式或者分配格局，對于經濟的發展以及民生的改善并沒有真正的助推作用。所以說，現在問題的關鍵是，既要推動和穩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又要為中小企業創造良好的生存和發展環境，讓它們的發展能夠承受得起最低工資標準的不斷提高。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才是一個既能最大程度吸納社會就業，又能保證職工收入在最低工資制度的庇佑下穩步提升的“雙贏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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