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您當前的位置是：新聞動態 |
|
|
 |
新聞動態 |
|
|
|
|
|
房產稅開征的必要性
發布人：管理員 來源： 瀏覽 967 次 發布時間：2013年7月11日 [打印本頁]
|
自2013年以來，我國大中城市的商品房價格進入了新的一輪上漲周期。與房價高企相對應的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收入扶搖直上。據報道，偉業我愛我家數據顯示，前6月，全國306個城市共交易土地15493宗，土地出讓金達1.13萬億元，同比大幅增長60%。其中北、上、廣三地經營性土地出讓金已超1739億元，接近去年全年1934.92億元的水平。而杭州市余杭區上半年賣地收入達134.63億元，比去年的同期增長逾27倍。
地方財政房地產依賴癥加劇
構成當前新的一輪房價上漲、土地出讓金收入劇增的背景是，在過去的十余年中，我國商品房價格不斷攀升，地方政府財政特別是建設財政越來越依靠商品房開發過程中產生的土地出讓金以及關聯稅收和收費。與商品房價格飆升、土地財政依賴增大、地方債務危機隱現相伴隨的，是國家城市土地資源利用效率的降低，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劇。一些簡單的數據和事實足以說明這一點。第一，從1997-2011年，我國地級及其以上的城市市轄區建成面積從13613平方公里增至37162平方公里，增加了173%，而城鎮人口僅從3.95億增至6.91億，只增長了75%。城市用地增長率與城市人口增長率之比達2.30。遠遠高于國際公認的合理閾值1.12。第二，我國每年新增的約2000萬城市人口中，約有一半是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民工，累積計算目前有兩億多城市常住人口是沒有城市戶籍的農民工。而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僅有0.6%的外出農民工在務工城市自購房。換言之，絕大多數常住城市的農民工并沒有從房價增長中獲得收益，反而因房租上漲而利益受損。第三，即便是在城市戶籍人口(包括那些因購房而獲得城市戶籍的人口)中，房屋所有的分布也不均衡。盡管缺乏系統的統計數據支持，但大量的觀察表明，少數人擁有大量房產的現象非常普遍。例如，2013年初，陜西神木縣農村商業銀行副行長龔愛愛就被暴在京有幾十套房產。
面對上漲周期必須認真考慮房產稅
考慮到房地產對我國宏觀經濟穩定、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分配公正的重要作用;考慮到2005年以來國務院屢次房地產調控政策，在控制房價和社會公平上，無一取得可持續的成效的事實;考慮到2013年新的一輪房價上漲周期的到來;我國有關決策部門必須認真通盤考慮全面征收房產稅的問題了。所謂全面，首先指的是房產稅的征收適用對象，既包括存量，也包括增量;房產不分大小一律為應稅對象。迄今為止，我國采用的所有的房市調控政策，除了重慶房產稅改革的例外，都是只針對新購置的房產(包括新建房和二手房)。而且，除了2011年上海和重慶房產稅改革的例外，歷次房市調控政策都只針對房屋購置和交易過程做文章，諸如提高首付比例和購置門檻，增加交易過程的稅費征收。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是不觸動存量房所有人的既得利益。
無論是從控制房價、維持宏觀經濟穩定、促使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視點著眼，還是從維護社會公正、并為我國地方政府謀求穩定的稅源的角度出發，我國地方政府都有必要全面征收房產稅。可以預期，房地產稅的全面征收，特別是對存量房的征收，將大大增加持有房產的成本。假定按房產市值的70%作為應稅對象，稅率為0.5%，則在北京一套市值300萬的住房的一年應繳稅款即超過1萬元。這將使在北京持有房產但既不自住也不出租而“空置”，單純依靠房價上漲而保值牟利，成為在財務上不可持續的事情。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其他城市。因此，如果全面實施房產稅，我國特別是一、二線城市的商品房的邊際價格，將可望從目前由投資需求決定轉為由居住需求加收入狀況決定。地方政府將獲得一個穩定且具規模的稅源，而不必像目前這樣高度依靠土地出讓金的一次性收入，中國的房產價格將趨于穩定，房地產泡沫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威脅可望減除。
當然，有人會反駁房產稅全面開征并不會使房價趨于穩定。實際上，住建部政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顧云昌近日就出面表態不能指望房產稅成為降低房價利器。他一方面認為，房產稅的推出要實現三方面的目的：一是替代目前的土地出讓金制度，改變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現狀;二是遏制房地產市場的投機投資性需求，進而平抑房價;三是調節收入分配，讓占有更多社會資源的人支付更多的成本。但另一方面又指出，從目前上海和重慶的試點地區的情況看，還很難實現這三方面的目標。然而，問題的癥結正在于到目前為止，我國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包括上海和重慶的房產稅試點在內，都不會對既有房產的持有造成直接的財務負擔，除了重慶城區的獨棟高檔住宅的這個小小的例外。這是上海和重慶房產稅試點沒有遏制房價上漲的根本原因。
應該盡快與國際接軌
對房產持有征稅是當今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政府的普遍的行為。盡管它們在應稅對象、稅率、減免等問題上做法不一，但沒有哪一個像上海和重慶那樣，對存量房產做普遍豁免。在其他國家和地區那里，房地產稅減免通常與且僅僅與納稅人的收入水平等身份特征掛鉤。例如，根據美國林肯土地研究所的觀察，“對住宅性房產減稅是美國各州為緩和房主和租戶的稅收負擔而經常采用的手段。許多州有各類的項目，因應納稅人的年齡、退伍軍人身份等特征而提供了不同水平的稅收減免。”英國的市政稅(房產稅)也有與收入相聯的減免。那些獲得政府收入支持(相當于我國的低保)、獲得基于收入水平的求職者津貼或退休金補貼的公民，均可獲得100%的市政稅減免。
房產稅擴圍成為熱議的話題。在這些議論中，財政部財政科學所所長賈康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認為，“中國未來的房產稅改革，絕不可能覆蓋低收入人群。房產稅改革應該是堅持只調節高端”。基于此，他認為房產稅推出應當是漸進式的，從高端住宅及新增住房為主入手，更具有可操作性。這顯然是為上海、重慶乃至整個中國房市調控政策只改增量不改存量的一貫做法辯護。此外，許多人建議，居民擁有的第一套私人住宅或一定平方米之內的住房不征收房產稅，第二套及其以上住宅，或超出免稅標準以上面積，按累進稅方式征收房產稅(見2013年6月14日《人民日報》刊載的《不能指望房產稅成為降低房價利器》)。但是，這些做法在技術上是不可行的。它們的實施首先必須以房產信息全國聯網為前提，而這在目前看來仍然是遙遙無期。更嚴重的是，這個設想一旦變成政策，擁有兩套或兩套以上或超標面積的家庭必然作出法律上離婚生活上同居的理性反應。假如此，中國的社會人倫將永無寧日。
在房產稅改革上，中國正確的做法是與國際慣例接軌，對試點城市所有私有住房征收房產稅，并佐以針對低收入階層進行房產稅減免等政策措施。這個政策的實施不會因房產信息沒有全國聯網而受阻，當然也不會引發離婚潮。地方和中央政府因此而增加的稅收收益，可以通過增加養老金、個人所得稅減免甚至增值稅稅率的調整還利于民。從不給納稅人增加負擔的角度來說，房產稅普遍起征確實是一件牽一發而動千鈞的大事，應該充分準備、謹慎實施，但不該因此不征收房產稅，或豁免存量房和第一套房的房產稅。
|
|
| |
|
|
| 發布人：管理員 |
發布時間：2013年7月11日 |
已被瀏覽 967 次 |
|
 |
|
|
|
|
|
|
|
|
